秘鲁国家选举委员会近日公布，2026年大选的法定登记已于12月23日截止。共有34个政党完成总统与副总统竞选组合的正式登记，选举系统同时还接收了1,383份国会及安第斯议会候选人申请，一场参与者众多、竞争激烈的全国性选战由此正式拉开序幕。

一国总统选举中竟有34组候选人同台角逐，这一现象引发了国际观察人士的广泛关注。为何秘鲁会出现如此庞大的候选人规模？这一局面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政治生态与制度特征？本文将从制度设计、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等角度加以解析，帮助读者对秘鲁即将到来的大选形成更为清晰和深入的认识。

一、经济激励：公共资助与资金通道

秘鲁政治参与的重要现实动力之一就是来自经济层面的激励。根据秘鲁《政治组织法》（Ley de Organizaciones Políticas,No.28094）和其后对政党资金体系的修订内容，政党在获得一定选举支持（如在国会中获得席位）后，有权按规定比例从国家预算中领取公共资金，用于政党的正常运行、培训、研究及日常活动等，在大选年份，补助额度更为可观。该制度原本旨在促进民主发展、保障政党正常运作，但在实践中也客观上催生了部分“为资金而建党”“以党牟利”的现象。

与此同时，一些企业、地方势力乃至非法组织，亦常通过政治献金等方式影响政党运作。对不少政治人物而言，参与竞选不仅是对政治权力的追求，也被视为获取直接或间接经济资源的渠道。

二、低门槛制度：签名即可建党

秘鲁政党的注册门槛相对较低。根据秘鲁国家选举委员会于2024年通过的第0051-2024号决议，在全国范围内注册一个新政党，需收集相当于上一次全国选举有效投票人数3%的公民签名（以2021年数据计算，约为53万个）。而地区性政治运动则需获得所在省份5%选民的签名支持，各地标准差异较大，从亚马逊省的9,206个签名，到利马大都会区的28万余个不等。

这种较为开放的注册制度在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，也客观上造成了政党数量众多、政治力量高度分散的局面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秘鲁政坛长期存在较为普遍的“跳党”现象，政党忠诚度整体偏低。不少政治人物将党籍视为可随时更换的“政治标签”，缺乏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长期政治承诺。

即便是传统大党，如“人民行动党”（Acción Popular）和“阿普拉党”（APRA），近年来内部派系分歧频现，组织凝聚力不断削弱，进一步影响了政党体系的稳定性与政策连续性。

三、政治上升的“快车道”

近年来，秘鲁政治体系稳定性持续走低。自2018年以来，总统频繁更迭、国会多次重组，政局动荡已成常态。然而，这种看似混乱的政治环境，却被部分人士视为实现政治跃升的“快车道”——一旦成功进入权力体系，个人社会知名度与经济待遇往往会在短时间内显著提升，甚至成为个人与家族的政治资本。

根据秘鲁宪法规定，总统候选人仅需满足“出生于秘鲁”和“年满35岁”两项基本条件即可参选。相对宽松的资格要求，使不少人将参选视为一种政治投资：即便最终未能胜出，竞选过程本身也能带来媒体曝光度的提升、人际关系网络的拓展，以及未来参与政治博弈与谈判的重要筹码。

当然，在众多参选者之中，也不乏真正怀抱公共理想、希望通过政治途径服务国家与人民的政治人物。

四、民主的多元与挑战

34组候选人竞争一个总统职位，既展现了秘鲁政治的多元性与参与活力，也折射出其政治体系所面临的深层挑战：政党过度碎片化，导致执政联盟难以构建、政策连续性不足；经济激励机制过强，可能扭曲政治代表性；较低的制度门槛，使投机性政治行为更容易登上舞台。

从国家治理角度看，自20世纪90年代藤森政府确立自由市场经济框架以来，秘鲁的经济政策整体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。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相对稳定的宏观政策，使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内生动力。因此，未来总统在经济领域未必需要作出过多调整，可以在既有框架下“自动运行”，将施政重点更多放在国家治理层面，集中精力改善社会治安、加强基层社区管理、协调党派关系以及遏制腐败等关键领域，从而推动国家实现稳定发展。

2026年大选将在这一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展开。如何在保障广泛政治参与的同时提升治理稳定性，已成为秘鲁民主制度面临的一项关键考验。选民在众多候选人中的抉择，不仅将决定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，也可能对其政治文化的长期走向产生深远影响。

秘鲁这场“多元化的政治盛宴”才刚刚拉开帷幕。它最终将通向更具韧性的民主体制，还是进一步加剧政治动荡，仍有待观察。笔者将持续关注事态发展，并及时分享最新进展，敬请读者关注。

《秘华商报》社长邓振棠

2025年12月27日

秘鲁·利马